中国式现代化是多维度的社会发展进程。人们在关注物质世界的同时，越来越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有何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会特别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近日，“道中华”就此话题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书院院长郝立新教授。
记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有何不同？
郝立新：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进程并非只有一种模式或一种路径，其发展的结局也并非只有一种可能。
现代化进程充满矛盾。从十八世纪欧洲开启现代化，一方面带来了物质的丰裕和经济的繁荣，但同时也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分裂、贫乏和扭曲等问题。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着由于资本逻辑的泛滥、市场驱动力量的过分膨胀，所导致的人的畸形发展。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上描述的那样：“从一开始，现代性便具有两副面孔。一副是能动的、有远见的、进步的，预示着空前的丰富、自由与满足。另一副同样清晰可见的面孔是冷酷无情，暴露出疏远、贫困、犯罪和污染等问题。”
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具有难以克服的弊端。由于社会大部分物质生产力以资本的形式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生产目的不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而是少部分人、一部分国家的发展以大多数人、大多数国家的欠发展为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从本质上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把现代化与人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刻揭示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质世界、人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民族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价值目标。
记者：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会特别注重人民精神世界的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郝立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应该是全面的人，是追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协调的人。习近平总书记早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
丰富人民精神生活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后发”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它秉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体现了积极健康的价值追求和理想目标。
社会进步不仅表现在对物质财富增长和物质世界丰富上，且还表现在促进精神财富的增长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上。正如恩格斯所言，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为消除人的片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记者：在传统的中国智慧里，物质和精神、个人与集体的平衡是怎样实现的？
郝立新：人的全面发展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和群体自身的能力、素质、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发展，体现为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二是个体与群体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发展。
在传统的中国智慧中，物质与精神本是处于和谐统一状态的。中国古代所描绘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就印证了这一点。
在中国思想史上，“天人合一”是一个基本的信念。季羡林先生对其解释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西方人总是企图以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而东方先哲却告诫我们，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体。
例如，儒家学说注重集体与个人的平衡，其主要内容是讲“为人之道”，包括探讨人的本性、人生的价值、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等等。儒家学说强调亲情仁爱，提出“血浓于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舍生取义”等。
中国人重团圆、以享受天伦之乐为人生之大喜，不像西方人那么讲求个人与自我。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
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个人行为会对社会行为规范、社会风气、社会舆论等产生影响。反过来，社会由个人组成，社会标准、道德、观念也会对个人言行起到引导、制约的作用。这种集体观念可以使个人意识到自身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个人行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从而产生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概括来说，在传统的中国智慧中，天人合一的认知，“仁”与“礼”结合的美德，舍小我为大我的集体主义精神促进了中国人在物质和精神、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平衡。
记者：在中华文化观念中，有哪些对人文精神和共同体观念的追求？
郝立新：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着追求的总和。
对人文精神和共同体观念的追求，是全体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文化中存在着共同的人文追求和共同体观念追求。例如，维吾尔族传统礼节中，走路时让长者先行，谈话让长者先说；哈萨克族的待客礼节中流传说“只要沿途有哈萨克人居住，哪怕走一年，身无分文也不会挨饿”；朝鲜族的人生礼仪中，伞寿宴是回馈父母养育之恩而举行的重要庆祝仪式；侗族文化中有“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难得断”的教导。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源自历史长河中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进而为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形成共同价值观创造了必要的土壤。
记者：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物质财富更加丰富的过程，我们的精神如何能跟上物质财富积累的步伐？
郝立新：当代社会，人们精神世界出现许多新特点。伴随着现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世界文明交流的加速，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对精神世界的需求比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对精神生活的品质要求更高。
与此同时，在一些地域和人群中，物质富有和精神贫乏并存。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中自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和某些腐朽文化的冲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时有出现，理想信念丧失、道德滑坡等现象时有发生。
利用创造的物质财富，进行更具时代性的文化创新特别重要。我们有必要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需求；也很有必要抓思想教育，提升公民道德素养和思想素质，防止和克服精神世界中的不健康的因素，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思潮。
我们更要重视教育，着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要在青年学生中开展积极有效的道德教育、科学教育、劳动教育，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培育，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物质和精神都不缺钙的人。
受访者简介：
郝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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