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已经入了夏伏，天气果断热了起来，狠了心热了起来。
中午走在街头，想要寻觅一处吃午餐的小店。犹豫徘徊中，却经不起头顶上日头的热情灼烤，便有种“慌不择路”的心情，想要随便钻进一扇门里去。
身边是一家麻辣烫的店家，那红艳艳的招牌在金灿灿的阳光里，一下子就灼烧起来。不知怎得，越是觉得灼热，越是有了进去体验的冲动。好吧！午饭，就吃麻辣烫了。
店里倒是开着空调，清清凉凉的，让人连神经都放松了下来。点好了菜品，交给服务员后，便环视着店内，想要觅一个位置。正是午饭的档口，不大的店堂里，已经是满满当当。我很不容易地等到一个顾客离开，便坐在那张桌子的角落里。
手里摇动着叫号牌，我开始东张西望起来，观察着店里的人们。坦白说，不是我多么喜欢观察，而是因为，我忘了带手机出来，于是等待就变得很是无趣和难耐了。
我对面坐了一个年轻的男子，穿着花格布衬衫，花格大短裤，脚蹬一双大拖鞋，头发乱蓬蓬的，正在把玩着手机，听得出，正在“斗地主“呢。我看他那么专注的样子，倒觉得有点可笑。突然地，男子狠狠拍了下桌子，惊到了许多吃饭的客人，大家都抬起头来看他。我本以为他的游戏玩输了，才会这么气急败坏。
就见他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我，急切地问我：”大姐，带充电器了吗？”
我摇了摇头，说：“只是出来吃饭，所以没有带啊。”
他又把身子往桌边凑了凑，低声地说：“ 那大姐，你借我十元钱可以吗？我去买个充电器。”
我把双手摊了摊，无奈地说：“没有了！带的钱都在麻辣烫里了。待会儿借你一串肉可以。”
周围的人们哄笑了起来。
男子又向我旁边的人们打着招呼，要求人家借钱给他，让他出去买充电器。于是有人提议说，找老板娘借一下呗，人家店堂里，肯定有的啊！男子摇着头，不肯，又转去别的桌边，继续央求着借钱的事儿。
这时，几个年轻的女警察拥挤着，笑闹着进来了。男子见到，赶紧红了脸，从门边挤了出去。我们便打趣起来，说贼人不用喊打，闻风就已丧胆。老板娘一边招呼着那几个女警，一边告诉大家，其实那个男子是个惯骗，常来的。今天说要买充电器，明天说要买香烟，总是个不务正业的主儿，也没人给过他钱物。
此刻，店里的焦点已经转变为那几个女警。她们那么年轻，那么充满活力，那一身警服，又平添了许多飒爽和干练。她们一边等餐，一边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诉说着自己天刚亮就起床，七点刚过就集结上岗了；诉说着跟着师父查违章，热地气都喘不过来了；诉说着遇到怎样难缠的车主，怎样不讲理的路人，还得耐心地百般劝说；诉说着午饭后还要站在街边，继续查处违章，怎一个“累”字了得。店里人们都安静了下来，听着女警们的谈论，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有没有几份钦佩？有没有几份不忍？ 我抬头看了看外边的太阳，好像更加火辣辣起来。
对面桌的几个白衬衫男子吃得很是匆匆，一边接听着电话，一边喊叫着麻辣真麻辣啊，而且烫地难以下咽。于是互相抱怨着，赶时间带客户看房子，干嘛跑来吃这个？估计来不及吃完呢。
大家都窃窃地笑着。白衬衫们还是没有吃完，便被电话催促着离开了，临走还在用手挥扇着，额头上都是汗。
老板还没有来得及收拾桌面，便又冲进来一群女孩儿。都是统一的短裙制服，很靓丽，很抢眼，猜测是哪个通讯商城的工作人员吧。她们有的忙着点菜，有的忙着呼喊老板来收拾，有的大声地打着电话。待得坐定，她们便开始快乐地聊起天来。有人抱怨舍友身上的狐臭很严重，又不好意思说出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人抱怨一个同事借去了五十元钱，已经半个月了还没有归还，不知道该不该去问问；有人说租的房子太热了，晚上根本无法入睡，想要换租一间；有人说老家的亲戚要来上海，说要去她那里暂住，可是她也租住在城中村而已，实在不好意思招呼别人，所以很为难。抱怨地差不多了，才发现快要上班了呢，便开始催促着老板，又互相催促着，吃得那般急切起来。看得我也替她们捏一把汗。
很快，人们匆匆结束了午餐，都离开了。店里只剩下我这个不急不慌的，四处观望的人，和一对母子。小男孩约莫四五岁的样子，正在拉着妈妈的手，辨识着碗里的菜品，那稚嫩的声音回响在空荡的厅堂里：“妈妈，这是土豆；这是藕片；这是香菇； 妈妈，妈妈，这个我认识，这是大红肠，哈哈！”那清脆的笑声感染到了我们，连后堂忙碌了许久的阿婆也站在了门口，笑呵呵地看着小男孩。
